2010年11月7日至11日，首届“闽台音乐周”在福州举办。这个音乐的交流活动前身是“京沪闽”音乐创作研讨会，今年首次邀请台湾方面的“腕”和“角”，两岸音乐理念在此平台上充分碰撞——严肃音乐是否依然“阳春白雪”？做音乐是否依然要守得住那一份孤寂？京沪闽台四地的音乐家们当下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？不同城市造就的音乐理念有何不同？
本报记者选择了四位采访对象，他们的根都源于福建，他们都是国内严肃音乐界的大腕。他们不仅代表着福建严肃音乐的声音，也替国内的音乐同行代言。他们虔诚于音乐的力量，相信音乐是全人类的希望……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。
马水龙+台湾
他是严肃音乐的台湾“大佬”，为了创作得“抬轿子”
马水龙，1939年生，台湾基隆人，祖籍漳州。1949年入台北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作曲。1952年赴德国雷根斯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。1959年毕业回台湾，任东吴大学音乐系副教授。1982年后任台湾艺术学院教授兼音乐系主任、院长。曾两度获得金鼎奖，是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做个人作品发表会的台湾第一人。
伯恩斯坦：“只要艺术与文化存在，人类就有希望！”
马水龙：“我的祖辈在漳州，这里和台湾没什么两样，到福建就像到了自己的家。”
马水龙：“日本一个作曲家有五张工作台，我只有一张工作台。穷，我认了，谁叫你要做一个作曲家？”
马水龙在福州的三四天时间几乎不见阳光，吃饭在酒店的餐厅，会议在酒店的会议室，会议结束已是晚上了，步行5分钟到福建大剧院音乐厅听音乐会。“开会的间隙，我一个人爬上天台晒太阳，才晒几分钟就又被拉进来开会。”马先生说，什么是一流的，一流的就要有“三业”：专业水准、敬业精神、职业道德。这是马先生作为音乐家的立身原则。
马水龙其实与福建颇有渊源，“我的祖辈在漳州，这里和台湾没什么两样，到福建就像到了自己的家。”
少年时期便有广泛兴趣的马水龙，不仅兼具音乐、美术才华，对中药有相当涉猎的他还曾是体育健将，写作也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。割舍了其他爱好而选择了音乐之路，但在视觉艺术上打下的基础，却使他在音乐的构图和层次上，比别人增添了空间及色彩的想象。觉得自己像是用音乐在画画的马水龙，有着如此的联想：“美术的色彩学，有如音乐的配器法；其实和声就是色彩，对位就是线条，这是相通的！”
宜动宜静的马水龙，可以在暑假中带着几本书到八斗子岩石边阅读、幻想、游泳，自得其乐过着“一个人的幻想曲”；也曾与伙伴们骑着单车，载着简单的粮食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扎营、钓鱼、潜水、捡柴、偷拔菜、野炊，做个四处探险玩耍的野孩子。运动场的狂飙、雨港的回忆、戏棚下的锣鼓声响，隐约成了他日后创作的影子，使得他的作品，在西方严谨技巧之下，更显出东方传统的内蕴。回想起当初自己画键盘练习的日子，马水龙的回答是一个“狂”字！而其实在寻找自己的声音、斟酌如何表达内在的过程中，他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他人完全无法想象，但马水龙笑说：“因为创作是我的最爱！”
为创作甘于“抬轿子”
最爱创作的马水龙1994年辞去了台湾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，专心作曲，也担任部分教学工作，大量的行政工作几乎“谋杀了我的创作，但你要知道即便台湾环境略微好一些，但光靠创作终究养活不了，所以必须要有‘轿子’。”
马水龙说的“轿子”其实是一种生计的保护，你得从事教学，或者得到基金会的支持，否则无以为生，“在日本我听说一个作曲家有五张工作台，分门别类，做商业的、做电影电视的、做企业的宣传曲，还有一张是留给自己做纯粹音乐的。但我只有一张工作台。严肃音乐毕竟不是流行的。作曲家总是离不开‘穷’字，贝多芬那个时代那是宫廷养着的，我去过奥地利的舒伯特的老房子，他也没钱，那时候是住在阁楼里，但他们依然写自己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认了，谁叫你要做一个作曲家。”
马水龙不停地写，他说：“事实上我们都在写历史，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们都在为音乐文化做见证。”他特别引用了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的话——“只要艺术与文化存在，人类就有希望了！”
刘湲+北京
福建的底蕴＋北京的大气，我不怕没人要作品
1959年生于福建闽西。1975年随郭祖荣教授学习作曲，1986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，师从杨立青、赵晓生，1991年任上海歌舞团及上海歌剧院驻团作曲家。2000年，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随吴祖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，2003年毕业，留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。曾获“金鹰奖”“、金钟奖”的金奖和银奖。
法国著名作曲家，音乐评论家IVO.MALEC：“刘湲的《圭一》是一部现代音乐的典范之作……”
美国戏剧大师R·SCHECKNER：“……刘湲是我所见过的活着的作曲家中最杰出的”
刘湲：“我所有的音乐根基，都是在福建扎下的……”
刘湲算得上是中青年一代作曲家中最具实力的一位，最为人熟悉的是他的《土楼回响》，有着史诗般的宏伟。“做‘土楼’时，我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格局进入到一个大迁徙的时代，迁徙是为了发展，历史总在迁徙和停顿之间，这和客家人的历史是如此的相似，他们总在不停地迁徙、寻找……回过头来我看客家人的历史，我看到了他们的情感、他们的辛酸，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总会有大人物出现……一部壮丽的史诗展现在我的面前，汇成一种不吐不快的感动……”做《土楼回响》时，刘湲离开福建18年，那时他刚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，师从吴祖强攻读博士学位。
刘湲出身部队大院，在音乐之路上算是个“后发者”，13岁之前他甚至不明白喇叭里的音乐是怎么演奏出来的，“直到有一次部队演出，看到那么多色彩斑斓的乐器，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出来的，那种吃惊叫做‘惊艳’！”
在那个时代只有八个样板戏，艺术生活极度匮乏，但反而促成人们对艺术美的强烈追求，刘湲说想学单簧管，好在父亲是部队里的高干，艺术界的人也常来拜访，于是没花钱，刘湲得到了第一只单簧管，开始接触演奏。后来是小提琴、二胡、京胡、笛子、小号、钢琴……“实际上我的音乐根基是在福建扎下的，我生活的部队周边，就是农民们刀耕火种式的小小村落，军队的严肃生涯和乡间闲散生活的强烈对比，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。音乐，在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，比的就是文化底蕴和你的成长经历，而我的底蕴完全来自福建，我的音乐韵律形态和福建息息相关，充满情感，追求美的线条、韵律。”
北京作曲家普遍清苦
一路顺风顺水的刘湲从闽西到了福州、上海，最后到了北京，直到在中央音乐学院留校任教。十年的北京闯荡，值得留恋的其实是它的气度和底蕴，“至少资源上是最强大的”。他如今的头衔很多：作曲系教授、中国音乐家会员、创作委员会成员……但他更看重的还是“作曲家”这个头衔。“所有的会议我全不参加因为作曲者应该净化自己，保持他思考的吞吐量，参加这次闽台音乐论坛是因为我与福建的渊源，是我无法拒绝的，这里有我的启蒙老师郭祖荣，有我的音乐情感。”
刘湲说，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会，搞作曲的氛围也并不乐观，甚至养活不了自己。你“会发现搞音乐艺术的全在高校，大学成了唯一养活他们的‘栖身之所’，而大学之外的作曲家，不可避免地要违反自己的艺术理想，接活、做商业、为电影电视晚会服务的比比皆是，因为它可以带给你经济收入。”
刘湲说，问题在于国家典范在严肃音乐方面几乎空白——没有版权规范、没有创作稿酬规范、没有作曲家生存机制建立。“我算混得好的，不怕没人要作品，但敢说绝大多数音乐家、作曲家过得清苦惨淡，有点像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般，这是他们普遍生存状态。”
音乐应该有更多包容
学院派总爱把严肃音乐标榜为清高、孤独、沉重、不问世事，但刘湲并不这么看问题——音乐是人的生存方式，你能说喝酒划拳那不是音乐吗？高兴时跺脚唱，这也是情绪表达的音乐，一座城市不可能没有音乐，它就在我们身边，环顾世界最先进的城市，它们的音乐也是最发达的。
音乐是可以闭上眼睛欣赏的艺术，可以允许它包装得时尚，比如十二女子乐坊，当你闭“上眼睛听，曲子还是那个曲子，并没什么不同。睁开眼时，只不过是给你带来赏心悦目的效果，所以也没什么不好。人们总是想有新的表述方式，不可‘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’，音能永远乐应该有更多的包容。”
刘湲甚至不在意观众的拒绝：“如果你感觉到音乐在拒绝你，你一定不要再走近它，不要再去设法了解它的意义，这个世界的好东西实在太多，祖上给我们的民乐、国外带进来的交响……留给我们的这辈子也都没法听完，就没必要去理睬‘意义’，你总可以在，那些所谓的音乐里找到你最喜欢的、共鸣那就好了。”这也许就是的东西，北京带给他的大气和包容。
郭祖荣+福州
他是扛起福建音乐旗帜的第一人。
1928年生于福州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，中国著名的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。被誉为“新中国创作交响乐最早也是最多的作曲家”。
“郭祖荣是雅乐圣殿一奇才。”——著名音乐家朱践耳“如果老天有眼，我将写到九十岁……下一部作品才是我最满意的！”——郭祖荣
在如今的当代音乐界，因为郭祖荣的存在，福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而在福建当代音乐的发展中，郭祖荣更像是一面旗帜，具有标杆意义。能将京沪闽台四地音乐名家聚在榕城，这位83岁老人功劳最大。11月8日，利用研讨会的间隙，郭祖荣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。
1947年，18岁的郭祖荣写出第一部音乐作品《春之沉思》，那以后半个多世纪，他成为中国创作交响乐最早也是最多的作曲家，并且为福建培养了三代音乐作曲家及理论家。著名音乐家朱践耳称郭祖荣为“雅乐圣殿一奇才”。
首届闽台音乐周得以在福州举办，正是得益于郭祖荣的努力。早在1989年，他就发起了沪闽音乐笔会，两地专家相聚在武夷山脚下。“那会经济特别困难，所有的费用都是自理，但就像是寻寻觅觅遇知音，大家特别兴奋。”在他个人努力下，京闽音乐研讨会、京沪闽音乐研讨会相继召开，1993年他更是带领团队第一次在台湾做大陆作品音乐会，今年他联合两岸专家举办闽台音乐周。“当年福建俨然中国严肃音乐的一个中心，为福建音乐人才走向全国创造了条件。”郭老说，现在活跃在北京、上海等地的福建音乐名家，不少都是通过研讨会成功推出的。
下一部作品才是最满意！
“你选择了交响乐，就等于是选择了寂寞，选择了一个坐冷板凳的人生理想。”郭祖荣说，交响乐上了不春晚也参加不了各种选秀大赛，想要靠此出名或是发财几无可能；交响乐曲高和寡，生活中难遇伯乐。
在他看来，交响乐代表着人类思想的一种高境界，是一个国家与民族音乐文化及文明程度的象征。对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意义尤为重大。“如果交响乐缺失了，这个民族也就没有创造力了。”
近年来，郭祖荣的交响乐会写到第几章成了音乐界人们关注的话题。“下一部作品才是我最满意的，因此我还会继续写。”郭祖荣说，在西方，贝多芬等名家均只创作9部交响乐，迈过10这道槛的极少极少。如果“老天有眼，我将写到九十岁。”
教师的工作就是搭人梯
“音乐教育的失败，将导致音乐人才的断档，对音乐受众的培养非常不利。”郭老说，目前国内音乐院系遍地开花，但不少学校师资、设备根本无法保证，在焦躁、功利的社会环境下，音乐教育更像是成了一种商业，很难冒出人才。
郭老说，自己这么多年培养学生坚持一个理念，“学生一定要比老师更出名”，老师要做的工作就是搭人梯。在本届音乐周中，主办方原本要演奏他的一部30多分钟长的交响曲，后来被郭老把曲目替换成了8分钟长的作品，“舞台应该留给更多的年轻人。”
温德青+上海
“我写的音乐能被演奏和喜欢，已经是巨大的幸福。”
“两岸在当代音乐上各具特色，台湾音乐界跟国外的接触相对更为紧密一些，而大陆的现代音乐有很丰富的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元素，双方的交流可以形成互补，共同推进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。”——温德青
瑞士籍华裔作曲家，1958年生于福建建阳山区。毕业于福建师大音乐学院、北京中国音乐学院、瑞士日内瓦高级音乐学院、法国里昂国立音乐学院。师从郭祖荣、施万春、罗忠镕、Jean Balissat和GilbertAmy。现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、上音当代音乐周艺术总监与北京国际室内歌剧节艺术总策划。日内瓦“政府奖”与国际KIWANIS 基金会“文化奖”以及瑞士Leenaards基金会“作曲家大奖”的得主。
温德青实在太忙了。来福州参会之前，他往返于国内多个城市，此次两岸音乐会，他除了个人参与，还联系了圈内诸多名家，提升整台研讨会的档次与实力。采访时，他笑称自己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十分钟采访一结束，他立即收拾赶回福建师大自己的家。
在我的音乐中找书法
在温德青看来，音乐和书法都是抽象艺术，书法更是中国艺术的本源，两种艺术如能相互结合，将使音乐变得更加饱满、丰富、博大。他说，中国的乐器和演奏法有毛笔的感觉，西方国家的乐器和演奏法更多的是钢笔的感觉。在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中，自己对《痕迹》系列最为满意，这一系列作品极具“中国味”。
在演奏时《痕迹》系列曲目时，温德青会同时在台上表演书法。观众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了汉字的外形、毛笔的飞舞以及它在纸上所遇到的阻力和摩擦同音乐的内在关系。温德青看来，视觉与听觉是相融的，他的音乐既可以听也可以看。他的《痕迹》系列，展现出古典式的篆书、象行书、草书不同的书法风格。
生于福建走遍世界
温德青1958年出生于闽北山区，少时家贫。十岁时被二胡迷住了，并开始自学。中学毕业后，他上山下乡当了农民。17岁时，他就创作出了第一曲作品，1977年通过高考，进入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。“在师大，我第一次听到了西方音乐：一张旧唱片上的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，确实震撼人心！在那儿我还有幸遇上了郭祖荣先生，他写了非常多的音乐，限于条件很少被演奏，但他仍不停地写。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对我的艺术生涯最珍贵的东西：热爱音乐，从不放弃希望！”
后来的几年时间里，温德青辗转于宁夏、北京、上海，1991年底前往瑞士，师从国外多位名家，几年前，被返聘回上海音乐学院，并成功组织举办了上音当代音乐周。
当代音乐是“金字塔尖”
“音乐受众群体可以看成是一座金字塔，当代音乐是塔尖，群众音乐与流行音乐在底座，中间则是古典音乐。”温德青说，音乐本身的属性注定了寂寞。他说，如果没有其他工作的支持，单靠作严肃音乐生存是困难的。“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能写我愿意写的音乐，而且都能被演奏，大多数听众表示喜欢，这些已经给了我巨大的幸福了，对生活我没有更多的要求。”“时代在变，审美的眼光在变，人们的耳朵也在变。如果音乐舞台上只有贝多芬、莫扎特而没有当代作品的加入，我们的音乐甚至整个精神文化享受始终缺了一块。”他说，应该相信当代音乐肯定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，“我们给大家更多的选择，当他听多了，听习惯了，也就接受了当代音乐了，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提供。”温德青说，在他组织的上音当代音乐周中，上座率越来越高，“我们的门票一张10元，学生还可半价，演出团体全部是最一流的，通过这样一步一步地努力，培育起一代代观众。”他说，西方许多一流音乐团体，每场演出都在亏钱，但一直都在做。
